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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马克思虽未直接提出“社会工作”的概念，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对“人的异化”的揭示，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社会工作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社会工作可被视作一种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中，为修复、维系和再生产“社会性”与“人性”而进行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实践活动。它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系统性社会问题，其职能在于缓解社会矛盾、修复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积累人的解放与社会团结的要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将人（工人）化约为“劳动力商品”的根本事实。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其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人的丰富社会关系被简化为冰冷的交换关系和雇佣关系，导致了深刻的“人的异化”。社会工作的“人民性”属性，首先体现为对这一异化过程的抵抗，其核心在于将“人”从抽象的、被剥削的劳动力范畴中解救出来，复归其作为具体的、整体的、社会性的存在。

  第一，直面“具体苦难”是社会工作的人民立场起点。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悲惨境遇的剖析，并非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充满具体历史感的生命控诉。社会工作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工作起点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或教条，而是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边缘人群——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所遭遇的具体苦难：贫困家庭的生计困境、失业者的绝望与尊严失落、受创者的心理创伤、老年人与残障者的照料危机、儿童面临的成长风险等。这种“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实践取向，使得社会工作始终与最广泛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奠定了其鲜明的人民立场。

  第二，社会工作是为了修复社会关系，对抗“商品拜物教”对人的孤立。《资本论》深刻分析了“商品拜物教”如何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导致社会关系的物化与冷漠化。社会工作的重要介入方法——如个案工作中的支持性关系建立、小组工作中的同伴联结、社区工作中的邻里网络重构——在本质上都是在有意识地修复和重建被资本逻辑侵蚀的、非商品化的社会关系。它通过建立信任、同理、尊重的专业关系，为服务对象提供一个免受纯粹金钱关系侵蚀的“人性化空间”；它帮助个人重建家庭、朋辈、社区的支持网络，对抗原子化的生存状态。这不仅是功能的恢复，更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确认与滋养。

  第三，社会工作倡导“集体发声”，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潜在桥梁。马克思区分了“自在阶级”（客观存在的被剥削群体）和“自为阶级”（具有明确阶级意识与组织能力的革命主体）。现代社会工作在其“赋能”与“倡导”实践中，蕴含着推动这一转变的潜能。通过社区组织、团体动员、政策倡导等工作，社会工作帮助分散的、沉默的个体认识到其处境的结构性根源，鼓励他们集体发声，争取合法权益，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这一过程，既是在培育公民意识与民主能力，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唤醒和提升底层民众的阶级自觉性与集体行动力。因此，社会工作的人民性不仅在于“服务人民”，更在于“动员人民”和“赋能人民”，使其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和历史进程的积极主体。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追逐私人利润的同时，却依赖于并不断消耗着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工人的一般技能、公共健康、自然环境等，这导致了“私人获利”与“社会成本”的尖锐矛盾。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工作的兴起，正是社会力量（通过国家、社会组织等形式）试图管理和补救这一矛盾的历史产物。社会工作的“公益性”属性，核心在于它代表了社会对资本逻辑的某种制约与调节，致力于生产和维护那些无法被完全商品化、但对社会整体存续至关重要的“共同财富”与“使用价值”。

  首先，社会工作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机制。在《资本论》中，劳动力再生产是资本积累的前提。但资本家倾向于将再生产成本（养育、教育、医疗、情感支持等）私人化，压至最低。当家庭无力承担时，便会出现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如工人健康恶化、技能不足、社会失序）。社会工作与整个社会福利体系，实质上是将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社会化”，通过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形式进行承担。例如，儿童保护服务确保了下一代劳动力的基本安全与成长；精神健康服务维护了现有劳动力的心理健康状态；社区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非市场化的照料支持。这种“公益性”服务，虽然从客观上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运行（马克思所分析的“再生产”维度），但其提供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关怀、保护、支持、机会——本身就具有超越资本工具性价值的、属人的价值。

  其次，社会工作生产与捍卫社会共同性。马克思晚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共同性”概念，对理解当代社会工作的公益性极具启发性。“共同性”指那些被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共同享有且难以被私有化的财富，如知识、文化、社会信任、互助网络、公共空间、生态环境等。资本的本能是不断将“共同性”圈占、私有化和商品化。而社会工作，特别是社区工作、社会倡导、社会组织培育等领域，恰恰是在反向运作：它致力于培育社区归属感、增进社会信任、构建互助支持网络、保护和拓展公共活动空间、倡导环境正义。例如，一个由社会工作者协助建立的社区互助养老网络，就是一份鲜活的、非商品化的“社会共同性”财富。社会工作的公益性，因此体现为对抗“共同性”被剥夺的斗争，是对共享、互助、团结等社会价值的积极建构。

  再则，社会工作是内在的伦理张力与超越潜能。社会工作的公益性并非纯粹中立。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它常陷于一种“双重职能”的张力：既要满足人的需要、维护社会正义（价值理性），又要服务于系统稳定、管理社会风险（工具理性）。马克思的批判使我们正真看到，这种张力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然而，正是社会工作内在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伦理（如尊严、正义、自决、团结），使其公益实践始终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超越性。当社会工作者为流浪者争取住房权、为工人争取健康与安全权益、挑战歧视性政策时，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是在为资本设定界限，是在扩大“非商品化”的生存领域，是在为实现一个“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的社会积累着实践经验与道德资源。因此，公益性不仅是“免费或利他”的服务，更是在既定秩序中开辟“另一种可能”的伦理与实践探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精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社会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却由于其内在的私有制、竞争和剥削逻辑，不断地侵蚀、割裂甚至破坏人的社会性，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社会纽带的松弛和社会团结的危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属性，正是立足于对人的社会本质的深刻理解，在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多个层面，致力于修复、培育和强化健康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联结，对抗社会解体趋势，构建有机社会团结的持续性实践。这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专业（如心理学、医学）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其时代属性的基础性维度。

  第一，社会工作以“社会关系”为基本工作对象，对抗个体原子化。资本逻辑倾向于将社会“原子化”，把个人视为孤立的、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从而便于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和管理。这种原子化不仅加剧了人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也削弱了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社会工作从其诞生之初，就将视角投向了“人在情境中”，强调个人问题与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切关联。其核心方法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无一不是以调整、改善或构建某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为切入点。个案工作注重案主与家庭、朋辈、社区及社会资源的关系修复与链接；小组工作通过创造安全的微型社会情境，帮助成员学习社会互动、建立同伴支持；社区工作更是直接以培育社区资本、重建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参与为目标。例如，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面对“陌生人社会”的挑战，社区社会工作者通过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建立邻里互助平台、推动议事协商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新老居民的融合，重建了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以社会关系为焦点的干预，直接对抗了资本逻辑下的个体原子化趋势，重新确认了人的社会存在本质。

  第二，社会工作生产“社会资本”，滋养社会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关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资源。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商品拜物教），严重侵蚀了基于情感、信任和互助的社会资本，代之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计算理性。社会工作则通过其日常实践，持续地生产和积累着社会资本。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的专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信任、尊重和保密的社会契约示范。在小组和社区层面，社会工作有意识地培育成员间的互惠规范、共享价值观和集体身份认同。例如，一个由社会工作者孵化的社区环保志愿者团队，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更在活动中增进了居民间的熟悉度、信任感和合作意愿，形成了宝贵的社区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对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集体行动、应对社会风险至关重要。社会工作因此成为社会信任与合作精神的“孵化器”和“加油站”，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提供着无形的却至关重要的黏合剂。

  第三，社会工作构建“社会保护网”，抵御风险与促进融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危机，会给社会成员带来失业、贫困、疾病等各类社会风险。同时，市场之间的竞争的逻辑也会产生排斥和边缘化效应，将（如残障人士、少数民族、移民等）甩出发展的轨道。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属性，体现在它热情参加构建一张覆盖全民、尤其是脆弱群体的社会保护网。这套保护网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社会保障和服务递送，更包括心理支持、能力建设和社会融合。例如，针对失业青年的社会工作服务，不仅提供就业信息和技术培养和训练，更通过小组辅导提升其求职信心和社交能力，链接企业资源创造实习机会，帮助其重新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连接，实现社会再融合。针对残障人士的社会工作，则致力于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反对社会歧视、促进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这些实践都是在修复被市场失灵和社会排斥所破坏的社会联系，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基本的安全感以及归属感，防止社会结构的断裂。这正是社会工作维护社会整体性、促进社会团结的生动体现。

  第四，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优化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跟着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面临挑战。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属性，使其天然地贴近基层、了解民情、善于沟通协调，因而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共识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社会工作者经常扮演“润滑剂”“催化剂”和“整合者”的角色。在社区层面，他们推动参与式治理，搭建多元主体协商平台，有效化解邻里纠纷，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在社会政策层面，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和社会倡导，反映民意诉求，推动政策更加公平、精准和有效。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时，社会工作在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秩序维护、社区恢复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实践不仅解决了具体社会问题，更在微观层面探索和实验着更加民主、高效、人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优化了社会结构，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治理能力和韧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工作更是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成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专业力量。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视为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其终极远景是“自由人联合体”，即一个摆脱了物对人的统治、实现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工作的“发展性”属性，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或自身能力提升，而应置于这一宏大的历史解放叙事中审视。它是在现存社会内部，为未来更进步的社会形态进行“人的准备”和“关系实验”的微观实践场域。

  一方面，社会工作是培育“全面发展的人”的萌芽。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分工使人片面化、畸形化。而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赋能”，恰恰致力于促进人的潜能发挥与整体发展。无论是帮助残障人士开发代偿能力、支持受家暴妇女重建独立生活、促进青少年探索职业兴趣，还是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这些实践都在对抗着人的“片面化”趋势，促进人在认知、情感、社会性、实践能力等多维度的发展。尽管受限于社会条件，但这些努力如同在贫瘠土壤中播下的种子，守护和培育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未来社会原则的微观雏形。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实验“新型社会关系”与“合作治理”。“自由人联合体”以自愿联合、民主管理、互助合作为特征。社会工作在诸多实践模式中，恰恰在进行着这类关系与治理模式的“小规模实验”。参与式社区发展规划强调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而非被动接受者；合作型小组工作注重平等协商与共识决策；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聚焦于挖掘和联动社区内在资源与力量；整合性服务倡导跨专业、跨部门的协同合作。这些实践都在探索如何超越科层制与市场交换的局限，构建基于信任、共享、民主和直接参与的社会协作形式。它们所积累的关于如何生活、怎么样才能解决公共问题、怎么来实现有效团结的地方性知识，是具有深远发展意义的“社会创新”。

  最后，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形态”的渐进变革。社会工作不仅回应既有问题，也通过预防、倡导和理念传播，参与塑造未来。它在预防家庭暴力、促进社会包容、推动环保实践、倡导公平贸易等方面的努力，是在为社会注入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当社会工作从微观介入走向宏观政策倡导，参与推动更加公平的福利政策、更包容的社会立法、对资本更具约束力的社会条款时，它就在直接参与社会结构的渐进改良。这种改良主义路径虽非革命性的彻底颠覆，但在历史条件约束下，它是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切实力量，为更根本的变革积累着物质、制度和人心条件。

  社会工作并非超然中立的技术活动，而是深深嵌入特定生产关系和时代矛盾中的历史性实践。其人民性，要求它始终站在“具体的人”一边，对抗异化，唤醒主体；其公益性，驱使它在资本逻辑之外，守护和创造社会共同财富，并内含超越的伦理冲动；其发展性，激励它在当下实践中，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进行着人的培育与关系的实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中国社会工作更应自觉地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建设性视角相结合。它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彰显价值；它必须发扬社会主义公益精神，在推进共同富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枢纽作用；它必须秉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观，在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社会根基、培育时代新人的伟大进程中，书写其独特而光荣的时代篇章。社会工作正是在这种对时代矛盾的深刻介入与创造性回应中，定义着自身无法替代的历史角色与时代属性。

  （作者曹雅妮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背景和文化学院（碧泉书院）2024级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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